《礼记·大同与小康》是从【礼记】第九篇《礼运》节选出来，标题是本人另加的。
《礼运》是讲礼的进化的一篇文章。
《礼记》是十三经的一种，共四十九篇，和仪礼，周礼，合称为“三礼”。
礼记，大概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儒讲礼的文章的集成。西汉时候，博士戴圣讲授本书，所以也叫做《小戴记》，跟戴德的《大戴记》有分别。内容是谈哲理，谈政治制度，或者讲述礼乐，器物，人生仪节。范围广大，是儒家的重要典籍。
昔者，仲尼与于蜡宾事毕，出游于观之上，喟然而叹。仲尼之叹，盖叹鲁也。言偃在侧，曰：“君子何叹？”孔子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与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”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：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；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；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，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，恶其不出于其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‘大同’。”
“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：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；货力为己；大人世及以身体，城郭沟池以为固；礼义以为纪——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；以设制度，以立田里；以贤勇知，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着其义，以考共信，着有过，刑仁，讲让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埶者去，众以为殃。是谓‘小康’。”
为什么我说【礼记】之《礼运·大同与小康篇》，是中国读书人必读必背篇目呢？这是因为，【礼记】之《礼运·大同与小康篇》所呈现出的那个公平、正义、诚信，又充满温情、关爱的社会，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理想，可以成为人类向着美好生活缓步前行之路上的一盏微光。
从温饱社会，到全面小康社会，再到举世大同社会……那不仅是儒家孔圣人描写的终极理想，也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来矢志不懈的追求目标。
几年前，在一部火遍大街小巷的古装电视剧中，出现过这样一个情节：皇帝为了惩戒他顽劣的女儿，罚她在三天之内抄写“礼运大同篇”一百遍，让很多观众由此知道了“礼运大同篇”的名称。
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历来就有追逐美好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。《礼记》中的《礼运·大同篇》记载了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。
文言文版的《礼运·大同与小康篇》，比较难懂，本人试着把它翻译成白话文——
当时孔子参加一祭事活动结束后，在大门楼上游览，不觉唉声叹气起来，弟子言偃在旁边问先生为什么叹息呢?孔子便说：“大道实行的时代与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治世的时代，我都没有赶上，可还是有记载的。大道实行的时代，天下为公。选举贤能之人主持政事，讲求信用推行和睦，人们不单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与子女，也亲爱别人的父母与子女。老年人安享天年，壮年人乐于生产，小孩子快乐成长。老而无妻、老而无夫、老而无子、幼而无父、身有残疾，这些困难没有依靠的人，生活都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和供养。男人尽心自己的职分，女人安守自己的家庭。人们厌恶财物浪费，却又不私藏;厌恶劳动付出不够多，却不是为了自己多得到劳动成果。所以各种贪财图谋的心没有，盗窃乱贼不会出现，所以各家的大门都不用关，这就是大同社会。”
如今大道既然再无法行，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。人人只孝敬自己的父母，只爱护自己的子女，生产财货和付出劳力，都只为了自己而已。在上位的将爵位传给自己子弟，成为固定的制度。又各自筑起内外城郭、挖掘壕沟，来保卫一己的领土。并且按照礼义来定出法度， 去确立君臣的名分，加深父子的恩情，使兄弟和睦相亲，令夫妻和谐相处。由此而设立各种制度，划定田里强界；以此推许勇敢和聪明的人，奖励为自己效力的人。这样一来，一切阴谋诡计就产生了，而战争也就由此而起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和周公，都是这时代的代表人物。这六位贤君，没有一个不是小心谨慎地运用礼制治国的。他们以此来确立行事的是非标准，养成百姓诚实守信的风气，又明白地指出人们的过错所在，标榜仁爱，讲求互相推让，使老百姓能有法规可去遵从。如果有人不按照这样做的话。即使是有权有势的，也会被罢免，而民众都会视之为祸根。这就叫做“小康”世界。
从这个记载来看，大同社会在我国古代是实现过的，指的是五帝的时代，圣人治世，天下为公，没有私心，帝位是禅让给有德行的人，百姓纯朴善良，出现大同社会并不奇怪。夏商周时虽然家天下，但也是英明君主治世，良好的社会状态也和大同社会相差不会太远。当时孔子处在春秋乱世，自然很是感叹。
这段短短的文字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多年帝制时代里，“天下为公”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古人追慕、向往的理想世界，也一直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皇权政治所标榜的最高治理目标。即使到了近代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“天下为公”，也正是出自《礼运》。
不过，五帝时代是否真的如孔子所描述的样子，其实是很成问题的，至少从考古发掘的证据来看，孔子对“大同”社会的描述极有可能掺杂了想象的成分，并非历史实情。也就是说，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“大同”社会，在可考的人类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实现过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儒家将“大同”塑造为一种最高的政治理想——即使它没有在历史中实现过，它也依然是人类在未来可以追求的美好生活的目标。
古往今来，中国的读书人，无论是谁，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都很难不被其中对“大同”的描绘所打动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总是相似的。《礼运》所呈现出的那个公平、正义、诚信，又充满温情、关爱的社会，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理想。当然，作为理想，它的实现还有非常遥远的路途要走，但它至少可以成为人类向着美好生活缓步前行之路上的一盏微光。
